【好文阅读】博士生多元化培养的构想及实现路径——基于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研究20年的反思
摘要
1999年以来，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显著攀升，回顾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20年的研究，其思想纵向呈现出三个变化趋势：从专注学术取向到关注多元发展，从聚焦在学质量到追求发展质量，从强调显性成果到倡导综合能力。依据这一趋势，当下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应以立德树人为根基，以科研能力为主干，以服务社会为枝叶。高校要以此为培养标准，树立起多元化培养目标，实现博士生全方位、多维度发展。具体到实践层面，鼓励博士生全面参与学校治理不失为实现博士生多维培养的有效途径，具体应以党建工作提升政治觉悟，以课题参与提升学术水平，以志愿服务厚植奉献情怀，以社会实践推动成果转化。
关键词：博士生；培养质量；多元发展；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
杨伊(1991-), 女, 山西太原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夏惠贤(1964-), 男, 浙江建德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国家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准密切相关。从我国开始博士生招生起，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社会发展需要怎样的博士？这是一个与时代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教育管理者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只有纵向厘清博士生培养理念的流变，才能探寻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培养模式，这是我们建构博士生多元发展路径的基本逻辑。
一、
博士生培养核心理念嬗变
1978年，我国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共18名博士生入学，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跨越了百、千、万三个数量级。[1]从博士生人数走势上看，尽管我国研究生培养起步较晚，但1999年以来进入了一个近乎跃进的“超常”发展时期，研究生招生规模近五年年均增长率达3倍以上。2006年全国招收博士生5. 6万人，超过了美国博士生年均5万人左右的培养规模。[2]但从研究情况看，相比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关注，我国学者对博士生培养的探讨相对较少。一方面由于博士生群体已是“象牙塔”的顶层，人数在众学段中最少；另一方面，在普遍认识中，博士生是科技创新的新生力量，当以科研为重，可研究的维度较为单一。笔者对1999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中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100多篇论文逐一做了分析，梳理出了我国关于博士生培养的理念流变。
(一) 从专注学术取向到关注多元发展
本世纪初，学术维度是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唯一维度，认为“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创造性成果的标志”，要为拔尖苗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博士生冒尖，培养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3]从研究数量来看，本世纪初的十年(2000-2009)发表的论文中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讨论，半数以上的研究是以学术研究为单一维度展开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无可厚非，因为从博士生就业去向看，根据教育部学位办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4]1996-2003短短7年间，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教学或科研的比例由77.7%下降到了44.4%，虽然2003年后略有回升，但始终未能过半。之后另有数据显示，进入高等院校就业的博士生到2008年为46.1 %，[5]而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29.9%。[6]更多博士进入其他领域就业，这一趋势最初呈现之时研究者认为“这与博士培养初衷有所偏离”，[4]但随着博士生招生人数的进一步扩大，人们逐渐接受了博士生就业多元化趋势。2012年，研究者明确指出：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专业的概念趋于淡化，更为强调人才的通用性和可迁移能力；在学术界，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为学科培养守门人已经不再是博士生培养的唯一目标, 也无法适应知识社会的发展。[7]
(二) 从聚焦在学质量到追求发展质量
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一度是衡量高校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纵观各高校2000年-2009年间博士生质量评估情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年通过一组数据反映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包括对学校SCI/EI的论文贡献率、在校博士生在学校取得的多项国家级研究成果中发挥的作用、博士生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的获奖情况等等。[8]西安交通大学则颁布了严格的“中期考核计划”，以规范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培养。[9]北京理工大学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学校实施了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匿名评审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延续国际通用做法，以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作为博士生培养的评价标准之一。[10]综合本世纪初各高校的做法，尽管评价指标各具特色，但关注点都指向了博士生在学期间的表现。
(三)从强调显性成果到倡导综合能力
从1999年开始，我国每年评选百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进行表彰，“百篇优博”是当时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反映。本世纪初的研究中，学位论文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2000年至2004年五年间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7篇CSSCI论文中，有5篇论文明确将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标志，其中有3篇论文则聚焦于“百篇优博”。可见，研究者高度关注显性成果，可以说博士生拿得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无疑就是成功的关键。如此状况在延续多年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2007年一项针对南京大学博士生和导师开展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出了相关问题。该项目调查问卷包含了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相关学科知识水平、外语水平、创新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使命感、责任感、思想道德水平、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质量等九个指标，询问师生这些指标是否能作为博士生培养标准的重要指标，结果显示：博士生与导师均认为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等指标非常重要，思想道德水平、使命感、责任感等反映个人修养的指标均相对次要，[14]且各项指标悬殊极为明显。师生选择思想道德水平、使命感、责任感的比例仅在4%到6%之间。这背后似乎有一个潜台词，学术成果的造诣可以遮蔽能力、品质、修养的瑕疵。不论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实践，研究者对于博士生质量的关注与全面发展的培养标准出现了偏离。最初有研究者试图从广义与狭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入手，对此做出“辩护”。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是指综合能力、素质，衡量尺度及评价标准往往难以把握，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是博士生教育区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提高博士生科研能力的程度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科研能力就成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衡量尺度”。[1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界定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内涵直接关系到培养的过程和结果，博士生教育质量观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博士生教育功能和目标的认知，是整体博士生教育质量生成和发展的灵魂，是博士生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16]因此，它只需要回应一个问题——社会需要怎样的博士，那么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应该是怎样的，这比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内涵来说更具有操作性。
二、
博士生多元化培养的基本构想
顺应博士生培养核心理念的流变，如今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应考虑其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兼顾学术要求与非学术要求，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毋庸置疑，科研能力仍是博士生的主干能力。但笔者认为树人如树木，仅有树干是不具备生命力的，只有将树根扎实到土壤中，树才能长得枝繁叶茂，因而博士生培养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有了扎实的根基，才会有健壮的树干，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益处，服务社会就是繁盛的枝叶，这正是博士生培养价值的最终释放和表现形式。
(一) 以立德树人为根基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同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在过去对博士生道德的强调主要是围绕“学术道德”展开的，而立德树人广泛地包含了理想信念教育、做人修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现代公民教育等多个方面。[18]一个博士生首先应当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养的人。
(二) 以科研能力为主干
在强调品德修养的同时，我们仍然认为科研能力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干，这在改革开放40年来从未弱化过。今天强调多元发展并不是以牺牲科研水平为代价，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科研能力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价值，在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之间寻求平衡。
(三) 以社会服务为枝叶
社会责任感是博士生的必备品格，主要表现为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实践。这可以视为立德树人与科研能力相综合，进而产生的对社会的回报与反馈。2002年，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和培养思路的变化，清华大学将社会实践调整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和硕士生培养的选修环节，充分凸显了社会实践在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22]十多年后，有学者对世界银行2013年青年专家项目的招聘选拔情况做了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进入第二轮选拔、获得面试机会的候选人均具有参与大型研究项目、为政府决策服务或参与国际组织发展援助项目、服务于公益事业等实践经历。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组织之一，世界银行青年专家的选拔标准能够代表国际青年人才选拔的最高标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我国培养青年精英人才的参照标准。[23]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博士生社会服务参与度较低，鲜有博士生参与政府决策课题、公益事业等，参与社区服务或到偏远地区做志愿者的就更屈指可数了。这意味着要将我国博士生培养成为真正的人才，对照国际青年精英的选拔标准，在社会服务方面存在明显欠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参与学校治理是博士生多元化培养的实现路径
促进博士生多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纯依靠学生的自觉行动或导师的协助，而是要在学校层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总体上讲，鼓励博士生全面参与学校治理，是实现博士生多元化培养的有效路径。为博士生搭建平台，全面参与到学校党建、学科建设、志愿服务等活动中，这不仅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实现“三全育人”的工作要求相契合，也符合学校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
(一) 以党建工作提升政治觉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度重视研究生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建工作体系十分关键。在博士生群体中，学生党员占了相当比例，由于科研需要博士生生活和学习都相对独立，流动性强，集群性弱，但另一方面，博士生党员思想认识多元，价值取向积极向上，正因为他们博学，涉猎较广，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也较为深刻而全面。通过正确的组织和引领，该群体对于高校党建可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学校应鼓励博士生党员积极参与党建工作，鼓励其在学生党支部任职，向研究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党联系广大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为博士生参与学校治理搭建平台。对于博士生自身而言，通过党建工作参与学校治理的过程也是提高政治觉悟，深化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的过程，更是了解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过程，是未来真正成为时代的领跑者的必要准备。
(二) 以课题参与提升学术水平
过去认为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博士点的学科水平，包括学科点的博士生导师及学科队伍的学术水平，学科点承担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及所承担研究课题的水平，学科点研究的基础设施条件，学科点学术氛围以及开展学术交流的水平等等。[25]周文辉等人对424份博士生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 理科、工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博士生认为参与课题对自身创新能力提高程度“很大”或“比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5.20%、78.20%、76.00%和93.00%。[26]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持的“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学科领域课题参与质量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课题参与质量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的影响要大于课题参与数量。[27]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氛围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单方面强调博士生对高水平学科、高水平导师的依赖，弱化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窄化了其学术发展的空间。事实上，博士生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是在导师指导下共同探究知识、生产知识的过程。在学校科研创新工作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高校的重大科研成果都是由在校博士生作为主要承担者完成的。博士生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导师课题，这是对学校学科层面治理的参与。在与导师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不仅可以推动学科发展，自身的科研水平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三) 以志愿服务厚植奉献情怀
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 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 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都是志愿服务，[28]不论是学术会议的志愿者，还是国际组织发展援助项目的研究人员，抑或是到国际组织交流工作学习，小到为学校师生服务，大到国际志愿者服务，这都属于志愿工作。这些工作不仅是义务的付出，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更是巩固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应当在博士生当中广泛宣传，鼓励参与。从学校方面讲，要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总体规划和组织领导，可以拨出专项经费给予博士生一定的报酬，健全激励和补偿机制，以鼓励其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而从学生方面讲，要认识到志愿服务的内涵和价值。这些经历会极大地锻炼博士生沟通交往能力、应变处事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而国际志愿者服务还将强化其对于世界的认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悟，确立“世界眼，中国心”的良好心态，牢固树立国际理解意识、相互依存意识、和平发展意识，从而确立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担当建设祖国，服务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9]
(四) 以社会实践推动成果转化
社会实践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教育形式，是博士生能否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检验途径，社会实践也是培养有知识、有能力、有情怀、有责任感、有创新精神的博士生不可或缺的环节。社会实践可以说是以上三种路径的综合，它有效地融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服务、专业学习以及择业就业，学生以此为平台，从“接触社会”走向“服务社会”，最终“融入社会”。社会的熏陶与历练是博士生走上工作岗位的必要途径，但目前相比本科生，博士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比例较低，“闭门造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学校的关注。高校应该将社会实践作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加大博士生对社会调研、社会实践等的参与度。设法打破横亘在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围墙，让科研成果走出校园，让体认社会进入博士生的视野。当然，导师要结合博士生的特点和学科特色，指导学生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具体的实践项目，尝试让博士生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引导本科生、硕士生开展社会实践。在引导博士生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同时，亦是对博士生团队合作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力的训练。借鉴国际组织青年人才的选拔标准，培养“具有专业造诣和领导力的科学帅才”[23]正是当今世界对于精英群体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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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来源于《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